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庄子·秋水》
各位好，前几天写了关于国学引发的思考的两篇稿子：
“国学”的舶来真相，与它为何不适合中国
对等的陷阱：儒家的“制度笼子”为何破产
其实这番思考还有个续篇，只不过之前因为忙于庶务被打断了，今天得了一点空闲，把接下来的思考补记叙在下面。
英国政治学者波考克有一本名著叫《马基雅维利时刻》，清华大学的任建涛教授许是受了这本书的启发，曾经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要走向现代，都必须经历三个时刻：
形成现代国家，走向统一的“马基雅维利时刻”。
确立现代国家的秩序与规范的“霍布斯时刻”。
建立更高秩序、制约和限制公权力，保障个体权益和福祉的“洛克时刻”。
这样简单的写出来，会让很多人觉得不知所云。想要理解这三个时刻到底在说什么，需要补习一点历史知识：
众所周知，马基雅维利是《君主论》一书的作者，但《君主论》一书的创作背景，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代崛起了美第奇家族、波吉亚家族等著名的豪族，他们通过金钱、阴谋等手段，极大的侵蚀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等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原本拥有的古典共和秩序，几乎成为了各自城邦中的君主。这些人中佼佼者（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是凯撒·波吉亚，此人作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公开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掌控了极大的权势，并拥有统一意大利半岛的野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实则就是以他为蓝本写就的。
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并没有谴责如凯撒·波吉亚这样的共和破坏者的行为，他反而认为，对于当时一盘散沙、征战不断的意大利来说，能出现像这样的一位君主反而是能够执行更有效、更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统治的。
所以“马基雅维利时刻”代指的实际上是一种认同公权力集中并上升，以便现代国家形成、走向统一的时期。
接下来是“霍布斯时刻”，霍布斯是17世纪英国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利维坦》认为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人类生活将如何无序、混乱和充满恐惧。霍布斯认为，如果没有法律和规则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个体将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资源将变得稀缺，生存将演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搏斗。在这种状态下，暴力将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为了摆脱这种恶劣境况，霍布斯主张所有人都将自己的权利交予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强大统治者——一个他称之为“利维坦”的巨兽，由其来确保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地行事。
那么由霍布斯主张引申出来的“霍布斯时刻”，其指代的也就是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在某个时期，以强有力的公权力去建立权威、稳定秩序，训诫人们规规矩矩的行事，为国家制定一套可以维护稳定，长治久安的秩序。
再接下去，则是“洛克时刻”，同为英国思想家的洛克，是反驳一个霍布斯的存在，洛克指出，政府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授权，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洛克认为霍布斯主张国家就是个巨型利维坦，再残酷、蛮横的统治也强过没有统治的思维是错误的。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限制和监督公权力保障个体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等等），并为这些个体公民的目标而不是自身的强大本身服务。
于是“洛克时刻”描述就是现代国家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公权力在自我壮大到一定时刻后，需要“亢龙有悔”，自我或者受迫约束，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和维护每个个体的自然权利，达成现代国家的最终目的。
那么把这三个时刻连起来看，它所呈现的道理就非常有趣了，因为其勾勒的是一个公权力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从上升、驻在到下降的三段式过程，这三个时刻当中公权力每一阶段的发展方向都是不同，并由各自合法性的：
马基雅维利时刻的公权力必须强力的伸张，
霍布斯时刻的公权需要坚定的停留，
而洛克时刻的公权力却要自我约束甚至解散。
这种“曲线认知”与过去传统的对公权力在国家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单向度认知，有非常大的不同。
由洛克本人所发起的自由主义思潮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国家公权力不断自我约束、尊重和让利给个体权利的过程。这派思想的极端化表达则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公权力完全消散，而让个人权利自行其是。
与之相对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最终发展到极化的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强调的则是公权力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加强、加强、再加强，最终严格到近乎于严苛的威权制度，完成国家的强大。
而保守主义者则关注公权力与私权边界的明晰与滞在，他们将理想中的公私权益，更多的看作一种静态博弈。
但以“三个时刻”的视角去审视这些主张，我们会发现，也许上述三种理解都错了，公权力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解析几何关系，也许既不是一条单增曲线也不是一条单减曲线，甚至不是一条画的越平直越好的水平线，而是一条水平上凹的曲线——在“马基雅维利时刻”，公权力应当被加强；“霍布斯时刻”，它应该平稳滞在；而到了“洛克”时刻，这条曲线应该随时间的推进而走低。
我们以这种观察去套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时段，你会发现的它确实百试百灵。
比如在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一度急速发展壮大，几乎要成为雅典帝国，单受制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诸多局限性，这个城邦迟迟无法有效聚集足够的政治力量以赋能公权力，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民主制展现出了它最散漫、孱弱的那一面，推动改革的伯里克利病死、雅典被斯巴达所征服，现代国家的进程功亏一篑。
以“三个时刻”的视角来看，民主的故乡雅典，是没能突破“马基雅维利时刻”的典型案例。
而后是罗马时代，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频繁发生内战、相继涌现凯撒等前三巨头与屋大维等后三巨头，究其本质，就是国家已经扩容到了一定体量，面临“马基雅维利时刻”，公权力需要获得适度的扩张（哪怕这种扩张是血腥暴力、不择手段的），以完成国家的重新统一并订立制度、律法。
而最终罗马比希腊走的更远了一些，它突破了“马基雅维利时刻”，建立了罗马帝国。但紧接着，罗马帝国所遭遇的是一个把握公权力的君权一再过度扩张、过分侵蚀民权的时代，它没有很好的回答“霍布斯时刻”国家所应谨慎处理的秩序与规范问题，不断扩张的君权导致了社会的失望、失序与最终解体。
罗马，输在没能突破“霍布斯时刻”。
随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中世纪结束之后，包括西班牙、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其实都经历过一段时间君主权力上扬，民族国家提升的“帝王时代”。英法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助推下突破了“马基雅维利时刻”和“霍布斯时刻”，建立了以王权（公权力）背书的稳定社会秩序，但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政治的最终目的个人，所以英法相继爆发了革命，社会开始向“洛克时刻”发起挑战，只不过英国由于深具个人主义传统，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以及随后的渐进式改良做的相当温和，其“洛克时刻”突破的相对轻松而自然许多。最终形成现代国家并爆发了工业革命。
与之相对应的，法国大革命的人头乱滚、血腥恐怖，以及之后一百多年辗转反侧和反复曲折，则可以看作在“洛克时刻”这个难关面前的艰难求索与反复叩探——已经统合国家、建立秩序甚至一度达到极盛的公权力（王权）到底应当被限制到何种程度？民权又如何生长才能有效支撑和填补公权退场后留下空白。法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答清楚了这个问题。
所以近代法国，曾受困于洛克时刻。
所以马基雅维利时刻、霍布斯时刻、洛克时刻，这并不是一条容易的曲线，你梳理一下德国、意大利、日本、乃至俄罗斯的历史，会发现它们都曾在这条曲线的三个难关前打转，有的国家迟迟无法有效聚集公权力，完成国家的建立与统一，有的国家在突破马基雅维利时刻后，公权陷入了急速、失去制约的扩张、陷入了暴走。有的国家即便迎来了重新制约公权的“洛克时刻”，也依然因为种种原因不得其法而入，被挡在了“自由的窄门”之外。
所以，三个时刻也是三道难关，提示着我们，现代国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达成的目标。
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再去重审儒家伦理，回答朋友提出的那个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可以在现代进行再挖掘，再改造，被改造为一套可以帮助一个国家走向走向现代的合格伦理呢？
很遗憾这个答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重审一下儒家所提出的至高理想，所谓“克己复礼”、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圣人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问会发现，从先秦、到宋、到明，儒家的政治理想，都是高度统一和停留再同一个层面的——那就是对国家建立统一、恒定秩序的渴望与追求，换而言之，就是追求“治世”和“太平”。
这是一个典型的“霍布斯时刻”追求状态，霍布斯认为人和人之间如果永远处于无规则的而自然状态，就会陷入野蛮残酷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以必须推出一个“利维坦”，收缴所有人的权利。而儒家的思想当中，这个“利维坦”其实就是“君父”，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儒家的理想国想象中，完美的君父扮演的就是一个立法者和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儒家所恐惧的“乱世”也就是霍布斯所恐惧“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与霍布斯政治学在政治理想上是高度相似的——只不过后者的表达比前者更为逻辑系统而已。
与之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与儒家论战千年的法家思想，本质上是一个应对“马基雅维利时刻”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商君书》《韩非子》这些法家原典为什么会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有深思之处——马基雅维利说君主“让人怕比让人爱好”，法家就教君王要学“法、术、势”以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来威吓它的人民。因为法家的政治理想与“马基雅维利时刻”的目标也是相似的，都是要先建立和统一一个强效的国家，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权力就是要完成急速的扩张的。
但是非常有意思，中国古代的法家和儒家，一个把目标瞄向“马基雅维利时刻”，一个把理想定位于“霍布斯时刻”，却唯独少了对最终的“洛克时刻”的讨论。
甚至“自由”这个词汇在古代中国都不是一个正向的褒义词汇——《孔雀东南飞》里母亲训斥不肯休妻的儿子“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自由在这里，是古代中国占据完全主导和正向的君父指令的对立面。有了“自由”就没有君父所订立的秩序，这也是霍布斯所强调的，个体必须将权利上交给公权力的逻辑——中国古代各派思想的政治志趣，是以“霍布斯时刻”为天花板的。陆九渊、王阳明尝试做过一点突破，却因为缺乏原生的语词，有口而不能言，有辞而不达意。
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毕竟没有爆发原生性的人文主义革命，没有“个体的人是社会的最终目的”“（个体）自由是政治的最终目的”的觉悟与共识。所以也就不会产生如何去达到那个目标的讨论与解法。
在这种背景下，你要告诉我，儒家思想伟大的不得了，能给后“洛克时刻”的世界提供指引——你这不是相当于说，一个中学都还没读完，三角函数的题还经常做错的中学生，有能力指导大学生做微积分么？
亦或者认为某本古代医书里，藏着治疗某种刚演化出来的瘟疫的特效药？
我不否认神童的存在，但也得承认，如此的神童，大约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儒家思想再好，它也依然是一种古代思想，它所致力于解决的，始终是古代人所忧心的问题。而正如现代社会的三个时刻所展现的，人类对社会和公权力的需求是有层级的——
起初饱经战乱的人们希望社会能停止战乱，建立长效而强力的公权力统治就好，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时刻”，法家尚可解也。
后来人们希望公权力能给予一个恒定、标准，乃至尽量公平的统治秩序，这就是“霍布斯时刻”，儒家的终极理想就在于此。
而最终，人们意识到社会的最终目的，终究是每个个体的自由与权益，想要让它们获得保障，就必须约束公权，这就是“洛克时刻”，对于这个时刻的解法，古代中国思想的武库里是真的没有提供趁手的武器，因为“夏虫不可语于冰”，古代中国从没摸到过这个时刻的门槛。若像寻其解法，而得民众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之效，非放下自矜、自私与自傲，求知识于世界，不能解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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